谢国民(正大集团董事长)
    “你做的事是否对那个国家、那里的人民有利，对我们公司有利，这就是我常说的三利原则。你要付出真诚，要真心培养那边的人才，采用他们。你的观念里要是有‘他、我’，那就永远都是‘他是他，我是我’，你要先爱他，先支持他，他才会爱你，支持你。所以，我们到哪里都尽量采用、培训当地的人才。”

雷夫-约翰森( VOLVO集团CEO)

    “对员工管得太多，太紧比信任他们更危险。公司越大，你就越要明白必须通过与别人共事才能成功。”从20多岁就开始成为不同公司总裁的约翰森崇尚开放式的管理方式。

默多克(新闻集团主席)

    与其他许多大公司不同的是，默多克新闻集团不是靠兼并扩张，而是通过内部发展逐渐壮大的。因此，家族管理色彩较浓，决策均由默多克及18个执行官来决定，其中3个是他的孩子。

李嘉诚(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

    “知人善任是必须的，对公司有建树、有归属感、忠诚努力的员工，应赏罚分明，使其有良好前途，并成为公司的核心分子，不分种族籍贯。”

威廉-黎敦伯格<普莱克斯公司董事长(全球最大的工业气体公司之一，世界500强)>

    “我总是对他们说，生活中赚钱的门道成千上万，但商业上钱的来源只此一条：让客户满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同岗位的人都很忙，极易造成精力分散，如果因此而忘掉客户，生意就完了。”

张瑞敏 (海尔集团总裁)

    “如果一个组织结构是一个有序的平衡结构，它就是一个死结构，也就是超稳定的结构。”“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经营者，就是都经营好你自己。”

卫留成( 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现任海南省省长)

 “我们搞石油的人不希望油价大起大落。高油价不会持续太久，否则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好影响。”

   “我们不惧怕国际竞争，如果在目前环境下，国有企业还不敢同国际同类型企业竞争，那是没希望的。”

   “成本控制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很重要的问题，它体现出管理一个企业的真本事。企业能不能长期高效地稳步发展，最终决定于你的成本。”

钱伯斯(思科总裁兼CEO)

   “就像渡湖一样，你可以坐在湖边，花时间计算风向、潮流来决定如何走，但你也可以边走边调整。”钱伯斯认为在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当你算清楚所有变数时，就太晚了。

比尔-盖茨 (微软公司主席和首席软件设计师)

   “我个人的成功不过是靠着勤劳、坚持以及试着用聪明的方式做事。”

   “我们聆听客户的需求，从倾听中，我们也学到很多，判断哪些事可做、不可做，并且借此做可行性试验。”

斯科特-麦里尼(SUN公司总裁)

   “市场绝对是巨大的，而且必须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服务，不允许有休息时间。”

    “企业里最重要的是公正、诚实。若你对客户、员工不好，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他们最终会用脚作出选择。”

柳传志(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

 “中国人自己与自己竞争没意思，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联想只有走向世界市场，才能有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丹尼尔-瓦塞尔拉(诺华制药总裁兼CEO)

    作为世界第二大药业公司诺华制药总裁兼CEO，丹尼尔-瓦塞尔拉表面上相当随和，甚至对一些有缺点的人也柔声细气，其实是个十分执著的人。在美国的4年里，让他深刻地意识到，速度和冒险是今天成为市场领先者的法宝。

杨小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

    “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是无法控制发展速度的。中国历史上有‘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产业政策，或许这正是中国落后的原因。西方特别是英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他们能够发展起来，就是没有产业政策，而是由市场选择。如果美国有一个什么产业政策，就没有比尔-盖茨了。”

曾荫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金融风暴时，他动用千亿元入市，虽然使香港特区政府赚了大钱，但传媒却对曾荫权毁誉参半，而他自己却说：“如果我现在讲这是我公务员生涯中的污点，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相信，很多人都不同意。最后的效果还要看10年、20年后，才能真的知道好还是不好，但是我很诚意地告诉你，当时我没有什么选择的方案。”

    “差不多每一个政务官都有充分信心，充分的信心背后有一点儿的骄傲，不可避免。这个强项、弱项如影随形，一件事情要两方面看。所以我年纪大了，尽量减少自己骄傲的表现，但做事没有自信不行。”

许荣茂(世贸集团董事长)

    2001年12月5日在上海接受《英才》独家专访的前一天，许荣茂以现金2.3亿港币购得香港豪宅“创世纪”，这座著名的别墅于1997年楼市高峰期市值高达9亿元港币，堪称全球最贵豪宅。而访问中，当我们将商业世界想象得充满血腥味道的时候，这位控制资产超过200亿的富豪却宣称：“没有感觉，我喜欢参与其中”；从打工仔到亿万富豪，是怎样一部发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