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消费模式不尽合理
    这可能是我们想得较少的问题，实际上它和我们的经济生产模式一样重要。经济生产模式、经济增长方式是创造物质财富，消费方式、消费模式是消费物质财富。所以有人讲，一个合理的消费模式和效益问题就等于无成本增长，否则的话，我们辛辛苦苦创造的物质财富，GNP的增长，很快会付之东流。
经济问题
    全球的经济发展，从可持续方面来看，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谈到经济，首先人数要为自己自豪，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创造以及科学进步，在地球上创造了奇迹，我们已经建起了冲天的经济大厦，现在全球每年的经济总量，用GNP来衡量的话，大约是30万亿美元左右。这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还在增长。
    但经济大厦的建立，是建立在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资源型的。我们的地球资源能够继续承受由这样一个经济增长方式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大厦吗？
    高资源消耗、高能源消耗的经济大厦，必然带来两个结果。第一，资源消耗多，我们的地球不能无限提供；第二，资源消耗最终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威胁着我们人类的健康和生态安全。
    据专家统计，从资源的开发起，到最终形成有效产品及其产品的终结，劳动生产率对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多只有30%，其他70%左右都被遗弃到环境中，成为污染环境、生态破坏的最终祸手。经济不合理的增长方式，从长远来看，必然制约经济发展，同时产生了很严重的环境污染。
资源和环境问题
    全球已有50%湿地被毁，50%河流遭污染，人均淡水供应量比25年前减少30%，荒漠化影响100多个国家近10亿人口，森林以每年1600万公顷的速度消亡，每年6000万人口死于腹泻等胃肠疾病。也就是长期饮用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所致。更为严峻的是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环境问题。
    一、全球环境问题
    所谓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就是对全球都有影响的问题。目前我们人类的消费模式、增长模式不尽合理，对环境造成了冲击，以至于产生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20世纪的最后10年，环境保护进入实施和行动阶段，从而拉开了21世纪环保时代的序幕。人类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工业革命之后，开始重新反思和审视人类与自然、与地球的关系。一场可能在数十年内完成的环境革命将会给人类的观念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又一次大的变革。
    今天，环境警告和危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1、臭氧层破坏问题 
    南极臭氧空洞急剧增大，面积已达两个欧洲大小。北半球也出现臭氧总量下降趋势。1992年，人类第一次通过卫星真实地观测到大气臭氧层中出现了一个大的空洞，从而证实了臭氧层被破坏的事实。科学家们通过反复的观测和精确的计算认为，该空洞面积正以0.046%的比例逐年递增，由此导致太阳紫外线对地球的有害辐射每年增加约0.07%，严重地破坏了人体的免疫系统。
    前不久科学家发现南极洲的小企鹅成群成千死亡，究其原因，就是臭氧层消失，太阳紫外线辐射增强，因为紫外线辐射增强了，南极水面上的藻类被杀死，水里有一种生物叫鳞虾，它是以藻类为食物，没有藻类，鳞虾也死亡了，而这个鳞虾恰恰是小企鹅的食物，所以小企鹅是饿死的。
    2、温室效应问题
    这个问题对我们人类的威胁比臭氧层遭破坏更严重，罪魁祸首还是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在能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不断地向大气层排放温室体——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芳烃，从而使得我们地球温度上升。
    气候变暖造成陆缘冰大量龟裂，四处漂浮的巨大冰山对人类形成潜在威胁。海平面在过去100年中上升了10~15cm。随着海平面上升速度的加快，临海城市和工业区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3、生物多样性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离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远，大家想得不多。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形势可以说十分严峻。生物多样性在逐渐消失。
    统计结果显示，每年平均有5万个物种处在消失和濒临消失的状态，濒临消失不是说明年或者后年消失，从地质年代来讲，是世纪性消失。5万个物种被365天一除，平均每天有100多个物种处在消失和濒临消失的状态。过去30年，全球多样性生物已损失30%，我们人类也是物种之一，物种之间是由食物链连接起来的，物种消失到一定程度，食物链断裂到一定程度，我们人类也将不存在了。
    4、酸雨问题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是造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现在我们中国是全球第一，排放量最大，几年之前还排在第二或第三，现在第一了。二氧化碳和氟里昂——就是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现在中国排放量占全球第二。现在全球有三个大的酸雨区，北美——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是一个，欧洲是一个，第三是亚洲。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1995年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中，中国占了5个——北京、上海、沈阳、重庆、西安；到1998年的排序中，全球十大大气污染城市，中国占了9个。
地球、环境的全面危机催生了一场全球环境保护革命。
    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号召全世界共同维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尔后，不少国在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有了重要的进展，促进了环境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三废”治理这种尾部控制战略的局限性，致使全球性资源、环境危机并未得到好转。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183个国家（包括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可持续发展是会议的中心议题，表明全球对这一热点和难点问题的共同关注。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制定了《21世纪议程》，不仅对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共识，而且形成了可付诸于实践的全球性行动纲领。实际上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如果说我们人类还不觉悟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中国也在1994年公开发表了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作为编制中国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指导性文件，并开始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得到贯彻实施。
现在虽然全球经济大幅增高，生活也不断提高，可是有人形容我们是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我们人为的活动已经造成了这么一个矛盾，它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想举个例子给大家说明。 
   地球存在宇宙中已经是46亿年了，如果我们把地球的46亿年比作100年的话，我们人类在地球上已存在400万年相当于一个月，和地球的年龄相比，人类是初生婴儿；人类在地球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原始状态，没有对生存环境造成大的威胁和挑战。真正对环境造成冲击，是产业革命以后，就是1800年以后。从1800年到现在相对地球的100年而言也就3分钟，人类确实很有本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经把环境弄成这个样子了。
    这就是可持续发展观产生的历史背景
    三、如何迈向协调之路 
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的可以以下以下六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注重农村发展，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要继续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要注重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质问题。 
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困难之点。解决这个问题，在围绕“农”字做文章的同时，也要注重在“农”字以外做文章，“功夫在农外”。“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农业生产的问题，现在则要从“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找出路。要通过“三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通过城市化实现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轨道。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迄今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各类国家的普遍规律。我们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相对减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当时采取的对应之策，是严格实行统购统销和城乡分割。结果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年，２１年间城市化率仅提高２．５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算起，中国基本实现城市化要４００多年时间，我们显然不能再在这样的道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政策逐步放宽，城市化速度加快。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城镇人口增加２．１亿，城市增加３３９个。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由７０％降到５０％，城市化率达到３６％（１９７８年是１８％，统计口径有不可比因素）。２００２年提高到３９％。因为起点低，现在我国城市化率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１０个百分点左右，也明显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这说明，在城市化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十六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是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根据我们的预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在ＧＤＰ中的比重由１５．９％降到１０％左右，第二产业由５０．９％降到３０—４０％，第三产业由３３．２％上升到５０—６０％；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５０％降到３５—３０％，每年下降０．７５到１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达到５５％左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大体上相当于过去十多年的进度，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强大推动力。城市化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历史进程，其实质是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积极推进城市化，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过去20年中国经济9％的增长率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为1．5％左右，今后几十年仍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预计2020年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国还要坚持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改革。目标是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正在大规模开展，投资和消费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经济增长有广阔空间；中国具备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才条件和人力资源，以及改革的发展经验的积累。国际和平环境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有可能继续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情况是必须考虑的。 
一是，我国人口多，又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就业压力大，给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特殊困难。这种情况决定了，实现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渐进的社会转型过程。按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１个百分点计算，２０３５年前后才能达到７０％。在这个长过程中，城市化会表现出多样化的过渡形态，；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形式会多种多样，很多人不会很快同土地彻底脱离，就业困难时还会回到农村。土地是农民生计和农村稳定的基础，必须始终给予高度注意。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慎重态度。部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统筹规划，节约使用，保护农民的权益。有研究报告称，在土地转让费总额中，征地费用所占比重很低，一些地方不到５％。在不少地方，５０％以上的农民上访同土地使用权转让有关，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是县、乡收入的重要来源，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建设各种“形象工程”的财源。廉价征地使农民遭受的损失，一部分变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部分进了开发商的腰包，造成一些人的暴富；不少腐败和犯罪案件同土地转让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些地方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开发，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也是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带根本性问题。 
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城市化的影响。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发达地区进展快些，经济落后地区进展会慢一些，不可能齐头并进。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及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小城镇星罗棋布，成为当地经济的中心，甚至成为全国性的某种商品的集散地；在没有经济基础的地方就不要不讲经济效益，人为地造镇。讲城市化和城镇化，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不必回避“城市化”的提法，因为“城镇化”的“镇”，实际上是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型“城市”；“城市化”的“城市”，也可以包涵现在所说的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城镇”。
三是管理和教育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混乱和社会的不稳定状态，需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和教育，使之有秩序地进行。除了改进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外，城市建设规划要考虑进城务工农民的居住条件，比如经济租屋的建造和经营管理问题。要通过培训帮助进城务工农民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进城务工农民的第二代已经成长起来，子女教育是个大问题。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民工子女的非正规学校，事实上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但往往处于无人管的状态。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今后城市劳动力的素质和城市化进程，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城市由于出生率下降，中小学校设施都有闲置的，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便。 
过去害怕和限制农民进入城市有当时的背景，主要是农产品供应不足，城市又没有提供就业机会。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政策和管理方法。在推进城市化方面，也有解放思想的问题。城乡分割是历史包袱，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得好，可以成为促进发展的契机。城市化的推进将会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增加中国经济的活力，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也是一个历史机遇。 
我国现在农业在ＧＤＰ中的比重已经降到１５％，但城市化水平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大体相当于英国１８５０年（３７％），北美１９１０年（４１％），日本１９５０年（３８％）。韩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是５％，３０多年时间就达到８０％以上，说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化进程会加快。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对城市化的前景可以做乐观的预期。 
最后我门要强调，加快城市化进程，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农村发展问题关注。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使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能够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２０２０年农村至少还会有５亿以上的人口，２０３０年至少还会有４亿以上的人口，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２０２０年之前，这个问题更为突出。 
    第二，帮助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国家在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方面，还有政策选择的空间，实际工作正在加强，包括加快落后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包括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区域发展与消除贫困。国家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贫困人口从1992年的80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地区差异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地区产业结构得到调整。
    第三，注重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解决社会问题第一位的是扩大就业。扩大就业的政策取向是，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阶层结构也在不断地变迁。目前还有近60％的农村人口、50%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较小。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8％左右，与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减轻就业压力。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04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连串让人心感沉重的数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为2.9%，1999年为3.2%，2001年为3.6%，2002年为4%，2003年很可能达到4.5%，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7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继续增加，2003年6月底，下岗职工达464万人，而再就业率则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1%。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2002年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民达9460万，现在还呈增加的趋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这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此要正确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当时我们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创造了上亿个就业机会。 
第四，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人类和自然的协调发展。
中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人口增加使人均资源占有量减少，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加大。要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出发，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的社会。
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频频告急的环境危机已迫使我们再也不能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了。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的面积已达50亿吨，约占全世界每年流失量的1/5。如果以耕作层为一尺厚的耕地计算，每年流失的50亿吨土壤，就相当于1750万亩耕地，随之而流失的氮、磷、钾营养元素，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化肥施用量。
    我国土地沙漠化的蔓延与恶化已触目惊心。据有关资料记载，在过去的10年中，平均每年沙漠化土地的面积扩大2100平方公里。目前，全国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风沙化土地约有15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5.9%。
    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广东省耕地面积锐减，以1995年的耕地状况与1949年相比，广东人口增长了147%，耕地总量却下降了15%，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2/3。据1995年统计，广东人均耕地已下降至0.51亩，是全国人均耕地数量最少的省份之一，远远低于联合国粮食组织划定的0.795亩的人均耕地警戒线。按1996年的统计，广东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5亩，与上年相比又少了一截。其中汕头市人均耕地拥有量只有0.19亩。
中国面临着缺水的危机。1997年，黄河断流已至郑州段，断流147天，创历史之最，黄河洞岸无数的工厂、煤矿因缺水而限产、停产。京津塘地区，汾河、渭水流域，松辽平原等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至今已成高缺水区。由于缺水，“三北”地区荒漠化加快，单华北、西北两区，无水荒漠土地已达33.4万平方公里，而且每年递增2300平方公里（即52万亩）。有人预测，按现代化建设要求，2000年“三北”缺水量将达2373.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4条黄河水量。据统计，全国600多个城市中，严重缺水者已达400多个。
城市大气污染也是我国面临的一大问题。我国城市大气属煤烟污染型，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和二氧化硫。1981年全国粉尘的排放量为2300万吨，二氧化硫约为1400万吨。城市大气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都很高，与国外相比，不低于60年代发达国家某些重点城市的水平。北京1/4的城市二氧化硫超过标准，南方的酸雨逐年 扩大。
    第五，注重国内外市场的协调，在扩大对外开放中促进国内发展。中国将会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进一步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中国将积极参加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多边和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达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目的。今天，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我们对外开放的扩大。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我们经济技术条件落后，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面临很大的压力。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给我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这是充满挑战性的机遇。加入世贸组织，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经济的顺利发展，这正如一个舞台，并不能保证每一个演员的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只是获得了入场券和参赛的权利，关键是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第六，大力发展教育，实现人才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本义告诉我们，发展观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或语义学的论证是不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都不得不处理它自己的问题，而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全方位的发展过程如何在本国展开”。研究表明，发展既是经济学概念，也是哲学概念、社会学概念、政治学概念；必须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教育、文化、社会等综合层面考虑，才会有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提高人口素质也是关系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问题。据官方统计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七年。人均下掩盖了多少文盲数就不说了，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地方怎能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抓人口素质的提高，优化分母结构也是当务之急。
    首先要抓优生，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如果每年生一百万残疾儿童，对家庭、社会都是极大的负担。再就是要抓教育，抓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这包含着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转变人力资源占世界104位的劣势，使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浩浩荡荡的人力优势。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个“人”可以是破坏力也可以是巨大的生产力，人口的生产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对全面小康的实现都是至关重要的。